船山特别推崇张载的学问，对张载之学有深入的研究，曾著有《张子正蒙注》，他不仅在学问上继承张载之学，在人格践履上更是将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四句教为指南，以天地、生民为己任。
这一时期的儒家学者希望解决儒学本身的正统地位问题，即在佛、老思想大盛时期，强调只有儒家才能够代表中国思想文化的正统。从中唐韩愈的《原道》，到南宋朱熹的《四书》诸序，在经历了三百多年的思想探索和历史建构，一个系统而完整的道统论终于成型。
这样，汉代以来的门阀士族主导的准贵族政治衰落，代之以平民出身的士大夫政治力量强化，一种新的所谓士大夫与君主共治天下的政治格局逐渐形成。注释： [1]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四书学与中国思想传统的重建和整合研究》（15 AZD032） [作者简介]：朱汉民（1954-），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由于宋代士大夫群体的社会来源、政治出身均发生了变化，故而他们所要承担的政治责任、文化情怀、学术使命均发生了重要变化。所以，叶适论述道统往往都具有明确的政治语境，道统被解释为‘以道为治而非哲学性的谱系。二、儒学学统四起：谁是正学？ 宋代儒家道统说提出，还与儒学学统四起之际谁是儒学正宗的问题密切相关。
苟天常乱于上，地理易于下，人道悖于中，国不为中国矣。这里，中的关键不再是礼法制度的中和、合宜，而是所谓的人心、道心的心法。因为人类对客观自然的认识总是在不断深化，过去的科学知识或者已经过时，或者在不断改变。
杨昌济对于晚清中国的师夷长技、变法维新、建立共和政治军均持积极肯定态度，认为引进西方文化是中国近代化的必经途径。但是有一个问题也跟随而来：长期主导中国知识界的传统学术，如何进入到新的学科体系和教育体系中来？为了区别西方的知识体系和学科体系，许多学者将中国传统学术称之为国学。特别是在近一二十多年来，中国思想文化界兴起的国学热更加强盛，官方和民间均纷兴办以国学命名的文化学术社团，许多大学纷纷成立以国学命名的教育研究机构。在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下，国粹派特别强调从中国传统典籍的国学中寻求一国之立必有其所以自立之精神的想法，在历史上曾经受到知识界其他思想流派的批判。
这一种回应，既是知识学意义的，也是价值观意义的。所以说，国学看起来是一个学术、学科概念，但是，国学学科的提出、变革的背后，是为了实现民族精神的价值建构。
此后不久，即1925年的清华学校成立国学研究院，清华国学研究院完全采用传统书院的学科制度和教育制度，没有采用引入的西学分科制度,希望延续作为独立知识体系的中国传统学术，在历史上影响很大。人文学科思考人的本质、人的生存意义等人的价值问题，总是与作为主体存在的人本身有关，与一个文明体系的民族主体有关。但是，他又强调中国的近代化过程必须以本国的民族文化、民族精神为主体。事实上，国学已经成为当代人文学术、思想文化领域的一个热点问题。
作为一名学者，我们希望能够进一步探讨国学学科建设问题。国粹一词的国是国家、国族。胡适反复强调，国故学的建立就是要引进西方学术的科学方法，对中国传统学术重新加以辨别、整理。《国故论衡》分上中下三卷。
[5]他肯定中华文化有着万年采掘无尽时的恒常价值与普遍意义，他希望以新时代之眼光来研究传统学术，以激活中华文化恒常价值与普遍意义。中国古典学应该以中国古人留下的历史文献为依据,以中国传统学术体系为学科基础，这是一门从学术范式到知识构架、学理依据均不同于现有的中国文学、中国历史、中国哲学的独立学科。
由于胡适等仅仅是从国故学的意义接受了国学概念，其中包含的矛盾和问题也是十分明显的。西方大学的古典学是研究古希腊罗马文明的一门单独的学科,中国大学的国学也应该是研究中华古典文明的一门单独学科,完全可以纳入到当代中国的学科体系与教育体系中来。
1932年，国学门改称文史部。[3]古典学的一大特点，就是将世界上实存的文明形态、历史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以解决北京大学国学门将中国传统学术分化到中国哲学、中国史学、中国文学等各个不同学科的问题。但是，如果像清华国学研究院那样完全采用传统书院体制而不分科，又很难与已经定型的现代中国的学科体制和教育体制相容。国学的兴起和发展，还应该看作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价值建构的时代需求，国学的学科建设应该为中华文明的现代延续发展提供精神支撑。西方现代大学及其体制首先是源于其传统的人文知识，他们的哲学、文学、历史学、古典学等均是在古希腊罗马文化学术基础之上形成的。一百多年来，从国学概念的提出，到今天的国学热，国学之所以能够不断兴盛和发展，其深层次的历史原因首先是思想史而不是学术史。
但是，国粹派努力从中国传统国学中寻求中华一国之民族精神，其实也得到许多知识界的同情性理解和支持，因为希望确立一国之民族精神，则应该是近代中国不同思想流派的普遍精神追求。特别是现代化转型过程中，人们正在面临着种种社会失序的严重问题，中国传统的仁爱思想、忠恕之道，仍然可以成为建构现代和谐社会的价值理念。
[2] 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胡适文存》二集，黄山书社1996年版，第6页。西方一些大学如哈佛、剑桥、牛津等,都设立了古典学系。
我们首先从知识学的视角和意义讨论国学。他们追求民族精神的价值建构，离不开中国传统学术的知识保存和挖掘。
近代知识界一部分人开始意识到，只有通过对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挖掘、弘扬，才能够更多地获得中华民族的国家认同与精神弘扬。要完成国学的学科建设，需要在当代中国知识界形成一系列共识。我们认为，国学在当代的复兴，应该从中华民族精神的价值建构的时代需求来看待，因为国学能够为当代中华文明的崛起提供重要的精神支撑。由于国学既要体现中国古典学的知识传统，又要追求中华民族的精神传统，这样，国学学科建设的任务十分艰巨，应该实现中国古典学的知识传统与中华民族的精神传统的统一。
这样，研究者对中国古典学的研究，就不能够简单以所谓科学的傲慢态度，而应该持一种人文的温情敬意的态度对待中华文明。一方面，中国知识界不断通过学习、引进西方文化而推动中国近代化，所以中国近代史是一个从西方器物文化、制度文化到精神文化的引进过程，西方文化在由浅入深、延续不断地影响、改变着古老的中华文明。
同时，胡适还在校庆演讲中以整理国故的工作与全校师生共勉，以贯彻其整理国故的学术宗旨。他们还给这一个知识学意义上的国学取了另一个名词，就是所谓的国故学。
国学之所以能够为中华民族提供精神源泉，不仅仅国学中具有中华民族的历史价值和特殊意义，同时还包括传统国学的现代价值和普世意义，能够为当代世界、未来人类文明建构提供精神资源。由于国学学科建设承担着建构整体性、民族性、延续性、主体性的中华文明的历史使命，所以，在中华文明传统的继承、创新和发展的进程中，国学学科建设必将是中国人文学界面临的一个长远而艰巨的任务。
一切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目的都是要揭示对象的性质和规律，以获取关于对象的本质性、必然性的知识，其所要回答的主要是客观对象是什么、为什么等问题。其实，当代人类的文化知识可以分成基本的两大类。如民国时期民主主义者杨昌济，虽然也致力于引进西方文化而推动中国文化的近代化，但是又有很强烈的民族主体性文化意识。他说：夫一国有一国之民族精神，犹一人有一人之个性也。
中国古典学与胡适的国故学还有一个重要区别。西方的人文学科是在继承、发展他们的学术传统而繁荣起来的，欧洲的文艺复兴和18世纪的新人文主义都是在继承古希腊罗马的人文精神中实现创新的。
恰恰是近代中国，一些知识界人士自己以为掌握了科学的工具，将中国传统学术看作是死去的学问、故去的材料，以粗暴和傲慢的态度看待养育中华民族的文化与学术。显然，他心目中的国故学还不具有现代的学科意义，中国传统学术似乎只是一堆没有自己独立系统的文献材料。
如果说科学知识强调客观性、普遍性的话，那么，人文知识则总是具有地域性、民族性的特征。国学概念从出现到今天成为一个热词，恰恰体现了一百多年来，在世界进入到以西方文明为主导全球化时代以来，古老的中国传统文化及其精神价值历经了兴衰起落的巨大历史演变。
